地委办的早晨是被开水壶的蒸汽和走廊里女打字员的高跟鞋声拉开的。
张万霖来的早，机关楼的灯还没全亮。他拎着一壶热水，穿过长长的走廊，天花板老旧的日光灯偶尔“啪”地闪一下，就像老式广播里偶尔爆出来的电流声。他的办公桌在西头靠墙，旁边是文件柜，背后是窗子，窗子外是杂草堆和锅炉房。
他不敢坐下，站在椅子边等褚科长。
褚树堂还是那身棉夹克，半旧的军绿色，走起路来总是含着点烟味。他手里拿着一份标了红笔的《情况专报》，眼皮都没抬，把报纸一摊：“万霖，周末别走，老于出差了，下周一材料归你写。”
张万霖有些慌：“我？写哪个材料？”
“地委书记要在全区干部大会上讲话，得有一份‘全区经济与乡镇企业发展情况的专题汇报’当参考。材料就得我们办里出。”褚科长指了指文件柜，“你看看前几年的讲话稿，还有老于写的专题。参考参考，别写出小学生作文。”
张万霖点头应着，心里却像猫抓。他没写过这种材料，也从没人教过怎么写。可他知道，体制里“写材料”，不是用笔，是用眼色写，是用鼻子写，是用“风向”写。
当晚他回到机关宿舍，一夜没睡好。脑子里一首响着褚科长的叮嘱：“字字是口风，句句是路线，材料不对，脑袋得换。”
第二天一早，他翻阅了整整五摞材料，都是老于留下来的，有的还是手写体，纸张发黄，边角卷起。他逐字逐句地抄下那种机关文风的“套路句”——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干部队伍存在一定程度的精神懈怠和推诿倾向”；
“在地委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他苦笑，像是在学一门隐秘语言，这语言没有语法，却能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
中午时，他被叫去三楼会议室，会议还没开始，几位“处室领导”己经坐定，烟雾缭绕中，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忽然对他说：“小张是吧？老于不在你来写？胆子不小。”
那人是行署副专员，姓杜，地委书记的老同学。他的语气不重，却带着一股试探。
张万霖没敢抬头，只说：“褚科长让我写草稿，最后还得请各位领导定夺。”
杜副专员没说话，只轻轻哼了一声，像是满意，也像是提醒。
回到办公室，他一口气写到晚上十点，写了三版稿子。他把稿纸摆在桌上，对着窗外黑沉沉的夜发愣。锅炉房己经关火，夜风从窗缝灌进来，桌上的稿纸轻轻颤抖。
他忽然想起一个词：“风向”。这稿子，不就是写给“风向”看的吗？
第三天一早，他把草稿交给褚树堂。老褚坐下来抽了口烟，眯着眼看了十几分钟，没说话。最后把稿纸往桌上一拍：“行，你这娃娃有点门道。”
中午他被通知跟车送材料去书记家。书记姓秦，五十出头，说话带着南方口音，人很瘦，但目光像钩子。
书记坐在阳台藤椅上，看了一眼材料：“小张写的？”
张万霖低头：“是我打的草稿。”
“嗯，词儿倒学得快，但缺了点‘味道’。”书记顿了顿，“乡镇企业不能说是‘成效初显’，得说‘方兴未艾’；说干部队伍‘有松劲苗头’太首，改成‘作风建设尚有提升空间’。这种话你得听得多，慢慢就懂。”
他说完，把材料递还张万霖：“你还年轻，慢慢来。”
走出书记家门，张万霖忽然觉得后背发凉。这种“味道”，不是写得出来的，是熏出来的。
那天晚上，他趴在宿舍床上，用钢笔在日记本上写了一段话：
“体制内的文字，是一种软刀子。你写得越准，砍人越狠；你写得越圆，藏得越深。”
次日的会议，张万霖坐在会场最后一排，听着书记念着那篇他写了一半、又被改了一半的讲话稿，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看到前排那些副处、副专员坐得端正，笔记本里只记了两个词：“乡镇企业”、“责任追究”。
褚树堂在一旁咕哝：“谁还真听？听的是谁说的，不是说什么。”
张万霖点头，第一次意识到：写材料只是开端，写得再漂亮，也不过是个“传声筒”。要想升起来，不是写，而是要让别人“听你写的”。
这一天，他彻底明白了什么叫“材料的门道”——不是写得多好，而是写得多对。
(http://www.isfxs.com/book/GBFIJB-2.html)
章节错误,点此举报(免注册)我们会尽快处理.举报后请耐心等待,并刷新页面。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http://www.isfx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