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照相机拍的是你吗？不，是你有没有露怯。”
星期一一早，县委办发出一份简短通知：
“市里将开展‘重点中层干部履职评价录制’，我县作为试点，需选送3人进行录像述职，录像将报送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
张万霖一眼就明白了：这不是录像，这是‘照镜子’。
通知下发不到一小时，组织部王继堂就送来名单：
1.县农业局副局长郑晓文；
2.县发改委综合办主任王媛；
3.县委办副主任——张万霖。
张万霖望着名单，嘴角一翘。
王继堂这是挑了两个“不温不火”的，然后再塞他进去，看他能不能“出界”。
书记郑一鸣看了材料，意味不明地说了一句：
“录像么……不就是把人打光了再拍？看你自己怕不怕见光了。”
录像定在三天后。头天晚上，书记主持召开“述职对象协调会”，只有一个主题：
“别出丑。”
坐在书记办公室沙发上，王继堂翻着笔记本，假装随口问张万霖：
“你在办公室呆着，话说得多，摄像头一开会不会紧张？”
张万霖笑笑：
“我是给书记写材料的，不是演话剧的。”
这句话一出口，现场安静一瞬，连书记也一挑眉，随后抿了一口茶，笑着说：
“好，怕的不是演得差，是演得太真。”
会议散后，张万霖独自回到办公室，反复推敲自己的述职稿。
他知道，这不是普通汇报稿，这是对“下一步仕途”的试镜片段。
第二天上午，机关内部微信群炸开了锅。
档案室副主任刘爱芝突然转发了一条“南阳县干部档案整理调阅制度”，附言：
“干部评价要看当年材料可不是一句话的事，有人档案中有几次违纪记录还没解释清楚呢。”
众人一看，这话明显是指桑骂槐。
传言西起：
?有人说她这是“敲打张万霖”，因为张出道快、升迁急；
?也有人说她是被人利用，故意挑事。
张万霖听说后，只说了一句：
“制度是制度，档案是档案。我们不是争‘干净’，是争‘可信’。”
录像在县电视台旧演播室进行。
张万霖走进去时，摄像灯还没开，工作人员在调麦克风。
坐在台下角落的，是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年轻干部，名叫宋理飞，带着两位记录员，全程旁听。
张万霖坐上去，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
“我不是一个讲得多的人，但我很清楚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代表了办公室的态度，也可能，影响书记的判断。”
他没有念稿，也没有套话，首接进入例子：
?如何协调三部门成功处理“某乡镇征地矛盾”；
?如何在办公室文稿中删去“不合规用语”，避免县里在市里“挨通报”；
?如何在春节前加班三晚，核查一份人事拟任名单的逻辑漏洞……
说完，他顿了顿，最后一句：
“我不是最好的干部，但我知道自己是那种，哪怕大家都走了，还会把空调关掉再走的人。”
宋理飞望着他，一字未评，只在记录本上写下三行字：
“语言克制，举例具体，有主人翁感。
整体逻辑线清晰。
——难评，但不反感。”
录像结束的第二天，县委办内部出现“奇怪现象”：
1.老主任章卫东突然在会议中说：“你们年轻人升得快也不能把我们当没经验的看”；
2.林加顺则在食堂小声跟人说：“听说录像没提谁的名字，好像避得挺干净的。”
3.连政研股的女科员孙雨桐也私下吐槽：“领导总说‘大家是一个整体’，可拍出来谁在抢个人功劳？”
办公室**首次在内部形成“张派”和“非张派”的割裂”。
张万霖听说后，只是在一次全办碰头会上补了一句话：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录像，是我们办公室一起照的镜子。
镜子里照得不干净，那是我拖了你们的后腿。”
章卫东低下头，不再说话。
孙雨桐眼神复杂。
录像带送到市委后，三天没动静。
第五天，县委书记郑一鸣接到市委办公厅一位副主任的电话：
“录像我们看了，张万霖那段，整体不错，没大问题。
组织部的意思是，‘此人可用，但须观察’，你那边看着来。”
电话挂断后，书记一言不发，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很久。
半小时后，他把张万霖叫来，递了句极轻的话：
“你现在是人群里的那一抹光，
有人想你亮一点，有人想你灭一点。”
张万霖回道：
“书记，我做的不是灯，是开关。”
章卫东悄悄送来一封盖了县组织部红章的“推荐备案函”。
上面写着：
“拟将张万霖同志列为南阳县正科级后备干部推荐人选，材料报市组织部存档。”
郑一鸣在右上角圈了一笔，批上两个字：
“缓议。”
随后，将文件放入了一个档案袋，锁进了自己办公室的抽屉里。
张万霖此时，站在县委大楼后楼的小阳台上，看着晚霞，掏出打火机点了一支烟。
他知道，镜头之下，自己演得不是戏，是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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