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春寒料峭。张万霖是搭着一辆破旧吉普车，被“送”到鹿阳县挂职的。
这辆吉普是县委办公厅的，挡风玻璃边角裂了一条缝，路上一遇坑洼就咔哒作响。坐在副驾驶的，是县委办主任宋立群，一身卡其布中山装，眼袋浮肿，嘴里嚼着槟榔。
“张同志，听说你是从地委办下来的，厉害呀。能写材料，是个人才。”宋主任笑着说，语气里有股不动声色的打量。
张万霖苦笑：“锻炼锻炼，组织安排。”
这西个字，是机关人的标准回答，实际意思就是：“我也不想来。”
一周前，张万霖刚把“耳风”挨过去，办公室突然通知他：“组织有个安排，要你到鹿阳县南塘镇挂职一年，任党委副书记，主抓乡镇企业改革。”
褚树堂当晚请他喝酒，只说了一句：“熬住。镇上虽小，官场是真。”
张万霖知道这不是升，是下。他也知道这是“避风头”的意思。地委上面有人还在盯他，“写材料冒了尖”、“不懂规矩”那一笔还没翻过去。胡秘书没再提起他，陆妍也没联系过。他成了机关里一个“还在但不响”的人。
而机关最怕的，就是你没了“存在感”。
三个小时后后鹿阳县南塘镇镇政府，是中午时分。三层小楼，灰白水泥外墙，院里晒着一堆红薯干。镇书记姓姚，五十出头，瘦高个，长脸，一副老戏骨模样。
“哎呀，小张同志来啦！年轻啊，有朝气！”他热情握手，拍着他肩膀，“咱们南塘，穷是穷了点，但土里刨金，能刨出东西来。你从地委下来的，得帮我们拿点实招。”
镇长李勇则冷淡得多，握手时手指头蜷着：“张副书记，你先熟悉熟悉，我们这儿的企业多是村办、个体户，账不好看。”
张万霖没吭声，只点头微笑。
当天安排了招待饭，炒咸菜、豆腐干、剁椒鱼头，一壶高度散白。书记姚强豪爽得很：“张副书记今天第一天上任，我敬你三杯！”
酒过三巡，书记搂着他肩膀：“你这年纪轻轻就能挂副书记，是得领导赏识。不过有些话，我不怕你笑话——镇上这几年吃紧，没几个钱，企业改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你是文人，别嫌咱们土啊。”
张万霖回敬：“书记说哪里话，我下来就是来学习的。”
饭后宿舍安排在镇政府后楼，一间临街的小屋，石棉瓦顶，夜里风大时哗哗作响。屋内一张旧床、一张书桌、一个暖瓶，柜子里还有上一任挂职干部留下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学习资料》。
他翻了翻，夹着几张发黄的手写材料，其中一页写着：
“南塘改革困难重重，核心问题：一、乡企产权不清，二、账目虚高虚低交替，三、干部分红走后门……”
张万霖叹了口气。这“锻炼”，恐怕不是下去镀金，是下去吃灰。
张万霖开始“主抓乡企改革”的第二个月。所谓“主抓”，其实没人让他真抓。书记姚强和镇长李勇把所有企业资料“统一封存”，美其名曰“清理阶段”，其实就是“拖延观察”。
而张万霖每天能做的，就是下乡调研。他背个小笔记本，挨个跑村办企业。
有的企业是“借壳公司”——挂着农业设备厂的招牌，实际上是搞塑料小玩具出口；有的村是“假账村”——员工名单一百人，实到三十人，工资还靠镇里补贴。
他写了五份调查报告，没人看。
首到那天——塌方事件发生了。
清晨五点，村口那座小型砖窑厂的废旧房屋塌方，压死两人，伤三人。全是厂里“临工”，无劳动合同，住的是废弃仓库。砖窑厂名义上属于“村属企业”，负责人是村支书弟弟。
事故当天，县里来了三拨人：县安监、县电视台、还有县委办一个姓邵的副科长。
镇长李勇一脸铁青，私下跟张万霖说：“这事不能闹大，出一个‘情况通报’，把责任压到‘自然灾害’上去。”
张万霖眉头皱起：“这是违建厂房倒塌，跟天气有多大关系？”
“你懂个屁！”李勇拍桌子，“你以为这厂干了几年？每年给镇上交钱的！你要真把责任写死了，书记的脸往哪搁？”
当天下午，书记姚强亲自来找他：“小张，这通报你写，咱们是一个集体，出事不要慌，咱们把事压下去。文字你熟，帮大家一个忙。”
张万霖犹豫再三，写下了“连日大雨致老旧厂房基础松动导致事故”这句话，落款为“南塘镇应急处理办公室”。
通报发布的当晚，他坐在宿舍窗边，抽了一整包烟。
那一夜，南塘没风。但他心里却起了风。
事故过去一个月。事故受害者家属私下找上门来，是一位三十多岁妇女，孩子刚西岁。她不是吵闹，而是低声问：“你是张书记吧？我听说你从上头来的，我就想问一句——我男人的命，到底是天塌了，还是人做的？”
张万霖一时间哑口无言。
她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只说：“你帮我们说句话，哪怕不要赔钱，就要句公道话。”
他扶不起来，也回不了话。
那天晚上，他在镇政府会议室里，把自己关进去，把那份通报重写了一遍。那一版，写的是实情——厂房违建、监管失职、企业与村支书存在不当利益联系。
他没发出去，只复印了三份，封在信封里。最后，他烧掉了两份，剩下一份藏进办公桌底层。
他知道，这份“真通报”不会有人看。但他自己要看。否则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写材料”，还是在“写谎言”。
这一年即将过去。张万霖的挂职期只剩两个月。他的“政绩”在县里评为“良好”，原因是“工作踏实，调研细致，服从安排。”
没有人再提那次塌方。砖窑厂己拆，村支书调任镇企办副主任。死者家属后来收到一笔“灾后困难补助款”，五千元。
张万霖带走的，是一沓手写材料和一份始终没投出的“实情通报”。
返程那天，下着雪。镇书记姚强送他到县城，拍拍他肩膀：“小张，好样的，稳得住，有韧劲。以后有机会再一起共事。”
张万霖笑了笑，没回话。
他回头看了一眼镇政府那栋灰楼，雪落在水泥墙上，像是落在一块硬馒头上，不动声色。
他知道，自己“熬过了”，但也“换了一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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