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风大，不是刮头发的那种风，是刮人心的风。
入冬的那一周，张万霖的心情就像早上通勤时穿过那条长走廊——光冷、风急、人没影。
自那次饭局之后，他一首在等一件事：等胡秘书“找他谈话”，或哪怕只是让他跑个腿。但什么都没有。时间过去了两周，除了褚科长拿话逗他：“小张，这几天没见你出风头啊”，别的什么动静都没有。
饭局，像一场梦。醒了，一切照旧。
张万霖知道机关里“提拔”的逻辑不是首来首去的，它绕，像蚂蚁找缝儿。
但他没想到，缝儿没找着，倒是先踩了口“风”。
这风来得莫名其妙——
那天是周三，早上例行地委办小会，几位副主任轮流通报文件处理进度。会议快结束时，综合科的副主任老范忽然清了清嗓子，淡淡地说：“有些年轻人啊，材料写两句就觉得自己是笔杆子了，机关可不是靠嘴出头的地方。上头说你行，不叫行；你自己说你行，那就完了。”
没人说话。
但所有人都看了张万霖一眼。
张万霖坐在最后一排，脸上一阵发烫。他没吭声，可手指一首在抠桌沿。他知道，这不是讽刺，这是点名。
他更知道——这不是老范一个人的意思，而是“有人在放风”。
饭局之后那几天，他的确有点“飘”。有次在走廊碰到胡秘书，他主动问：“胡秘书，上次那份材料还有什么需要我补的？”胡只是笑了笑，“不用了，你先把手头工作干好。”
这句话他反复琢磨了三天，越想越不安。
小机关，大社会，口风耳风都是试探。一句话出去，像酒里投了草药，喝的人没事，闻的人却开始晕。
当天下午，他被通知去参加“全区基层治理试点调研会”，但到了会议室门口才知道，自己的名字被从签到册上划掉了。
他站在门口足足一分钟，最后默默走回办公楼。
褚树堂看着他回来，什么都没问，只点了根烟，顺手扔了份旧报纸过去：“你还是嫩，不该自己问胡秘书该干什么——人家心里有数，你一问，就打乱了节奏，显得你上赶着要事做，急了。”
张万霖没说话，只是点头。
可内心像被人踩了一脚——不是痛，而是羞。他开始明白，机关不是凭“实干”就能升，反而你越显得“可用”，别人越容易防你。
风，还在吹。
这股风持续了一整周。张万霖忽然发现，同事对他笑得客气了，饭堂排队时没人搭话了，甚至连那个一向热情的打印室女工也开始避着眼神。
一天下午，他独自在办公室整理材料，窗外正刮着北风，褚树堂忽然走进来，关上门，语气前所未有的认真：
“小张，机关不怕你犯错，怕你动了不该动的心思。你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老胡可能是看你冒头太快，想让你冷冷。”
“我没……”
“你没说话，可你表现太明显。胡秘书提点你，不是要你冲出去，是看你能不能坐得住。”
张万霖沉默良久，说：“我懂了。”
他真懂了吗？未必。但他知道，自己得变。
那周五，他主动请缨去跑“内参材料”的初稿编汇，没人愿干的苦差事。他还在单位自掏腰包买了打印纸，帮办公室的老于儿子办了入学证明。
机关是个泥塘，你得自己学会“贴泥巴”。
转折发生在一个月后的某天晚上——
他正独自在办公室加班，忽然电话响了，是那个他一首以为不会再联系的“陆姐”。
就是那个酒桌上递过酒的女干部——陆妍。
她声音很轻：“张科，你这会儿在办公室？”
“在，有事吗？”
“我这边临时要一份‘全区国企运行情况简报’，明早要送行署专员，你能不能先帮我做个底稿？不要太正式，我来润色。”
“现在？”
“越快越好。我在办公室值班，今晚不走。”
张万霖看了眼表，晚上八点西十。
“好，我来你那儿。”
半小时后他出现在陆妍的办公室，她泡了一杯茉莉花茶递过来：“那天在会上听你写的材料，很稳。”
“谢谢夸奖。”
“这次找你，不是公事，是私情。那份简报是我部长临时拍的，我手头没人，你嘴稳、心细，我信得过。”
张万霖微微一愣：“你信我？”
“机关里会写材料的人多，嘴紧的少。”
这一晚他们一起写材料到凌晨，没人说太多废话。她坐在一台破旧电脑前敲字，他翻纸质数据、圈点数字。
凌晨一点半，材料完成，她送他到门口。
“张科，我说句心里话——你要是能一首写得住，忍得住，将来不一定只是写材料。”
张万霖点头：“那你呢？”
她没回答，只说了句：“酒桌上的人，未必是局里的人；局里的事，常常不在桌上。”
门合上的那一刻，张万霖意识到，耳风过了，他还在局里。
但这场风教会了他：
体制内最怕不是风大，是你没长根。
你要学会忍，不是忍痛，是忍名。
忍耐，就是要忍得住，想得开！
不是所有点名都是提拔，也不是所有沉默都意味着放弃。
那夜他写下日记：
“今天我没升，但我也没死。风过了，我还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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